心理危機事件中,諮詢師面臨的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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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發生的成都49中事件,使得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再度引發大眾的高度關注。

在此類學生心理危機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心理諮詢師會面臨怎樣的法律風險?

今天,我們就通過一個類似的案件一起了解下。

2018年6月15日,上海市XX中學學生馮某向心理諮詢師劉某反映學生李某有割腕情況,心理諮詢師劉某遂找學生李某單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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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下午15時25分,學生李某自上海市浦東新區XX路XX弄小區墜樓。

經人發現后報警。

120急救醫護人員到場后確認李某死亡。

公安機關現場勘查發現XX號樓樓頂平台圍牆上正對樓下屍體處有與死者鞋印一致的印證。

法醫屍表檢驗發現屍體面部擦傷、肋骨、雙腕、下肢多發性骨折,符合高墜傷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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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機關留存的現場照片顯示屍體手腕內側有結痂的划痕。

學生父親事發次日接受公安機關詢問時反映,從女兒日記里發現其可能早戀,與墜樓有關,家中桌上留有一份遺書可提供。

李某遺書內容為:「我太累了,我太讓你們失望了」。

班主任韓某於2018年6月17日接受公安機關詢問時陳述:事發當天13時40分放學,但李某因參加學校培訓而在14時左右離校。

心理危機事件中,諮詢師面臨的法律風險

學校心理諮詢師劉某於2018年6月19日接受公安機關詢問時陳述:

其系XX中學的心理諮詢師,教過李某思想品德課,知道李某成績優秀,性格較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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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5日12時20分左右,劉某在教室與同學談話,馮某與幾個男生跑來告訴她李某割腕了,讓她去看一下。12時30分劉某去到學生李某所在班級,當時該班班主任也在教室,就讓班主任把學生李某叫到了教室門口,與李某聊了十分鐘,先問了些學習情況做鋪墊,李某都回答了。當問到割腕的情況時李某隻是沉默、哭泣,其問了很多原因,李某都不答、不置可否。劉某問家長是否知道,李某答母親知道,還帶她去過醫院,只是表皮傷,不嚴重,劉某見李某手腕有白紗布包著,李某稱父親不知道此事。劉某開導學生李某,稱不管發生什麼都不能自傷,讓父母擔心,李某回答知道了,稱自己之前做錯了,讓大家擔心了,之後不會了。

談話時,李某一直默默流淚,談話結束后李某到廁所洗漱並獨自回了教室。離開時神情並無異常。

因當天下午學校安排很緊張,諮詢師劉某一直沒空同其他老師講此事。

事發后,家屬多次就賠償問題與學校交涉。

家屬認為,上海市XX中學在明知學生李某存在割腕等行為的情況下,未予以重視,沒有採取心理危機干預措施,也沒有將該情況告知家長,反而採取放任、不作為的態度,導致事故發生,應承擔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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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心理諮詢師存在選擇談話地點不當、談話時間過短、未及時採取措施等錯誤。

XX中學於2018年11月14日回函表示家屬提出的200萬元賠償和補償訴求不成立,並認為該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根據教育主管部門的相關實施要求有序展開,配備的心理健康教育人員具有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學校中級心理諮詢師職業資格證書,2008年入職該校前已在他校擔任過六年的心理老師。

因協商未果,家屬提起訴訟。

家屬起訴請求:

1.XX中學出具書面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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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X中學向家屬賠償李某死亡賠償金人民幣1360680元、喪葬費46992元、交通費3000元、誤工費300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0元、律師費10000元,合計1473662元的40%計589468.80元。

學校辯稱:

1.校方雖承擔教育和管理職責,但該職責範圍並不是無限擴大的,有其合理限度,即按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其界限為「在學校期間」。

2.校方承擔侵權責任的前提是其行為存在過錯,且該過錯行為直接侵害李某的生命權,但進才中學已經盡到教育和管理職責,不符合前述承擔法律責任的要求。

3.李某因早戀導致自殺,無證據證明老師的心理諮詢不到位,根據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如損害是自己故意造成的,校方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家屬不認同學校的說法,稱李某割腕行為是進一步發生悲劇的先兆,XX中學已發現該問題,對此不予重視,採取放任態度,其不作為的行為導致悲劇發生,應當承擔主要責任。

案件審理中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系XX中學是否應對李某之死承擔法律責任。

依據事發后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事發前李某的QQ聊天記錄、遺書及當事人陳述意見可以判斷,李某墜樓的性質系因早戀困擾引起的自殺,死亡是其個人意志追求的結果。

因此法院認定李某輕生行為有其自身心理方面等原因,自主性的行為選擇當為主因。

但是對於自傷或自殺意圖明顯的割腕行為,學校心理諮詢師應及時干預,消除李某的心理危機,並對可能發生的危害後果予以預判和評估,有效防止可能出現的危害後果。

但校方老師的處理較為簡單,與李某「聊了十分鐘」,且「因當天下午學校安排很緊張,其一直沒空同其他老師講過此事」,更未及時採取預防措施,故校方對學生的教育和管理上存在疏漏。

其次,依照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的相關規定,學校有責任將學生的異常情況告知李某的家長。

在該校已知李某有異常行為時,未按規定與其家長進行有效溝通和安全責任的銜接,相反卻讓尚未解除心理危機的李某自行離開學校,而事實上李某離校不久即發生輕生行為,且無證據證明其間存在其它引發輕生行為的旁外因素,故不能排除校方的過錯行為與李某死亡後果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係。

故家屬要求校方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依法有據。

最終,法院判定李某系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應當承擔更多監護職責,依法負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負主要責任;上海市XX中學承擔次要責任,於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賠償家屬30萬元;駁回家屬的其餘訴訟請求。

通過上述案件可知,在因心理危機引發的學生自傷自殺事件中,法院判斷學校是否承擔責任的主要依據是相關人員(心理諮詢師等)否在職權範圍內履行了應盡的職責。

這些職責包括對處於心理危機中的學生採取及時的干預措施,並在必要的情況下突破保密原則將學生情況告知家長。

在該案件中,由於諮詢師的處置措施不到位,故法院判定學校承擔次要責任。

於此對應的另一個案件:

高校心理諮詢師的「責任焦慮」!

學生因心理問題在校內服藥自殺,諮詢師在職權範圍內履行了應盡的職責,法院最終判定校方不承擔責任。

案號:(2020)滬01民終1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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